夏日的一天，一直蚱蜢在园子里蹦来蹦去，心满意足地鸣唱着。一只蚂蚁路过，身上背着一谷粒，艰难地向洞里爬过去。“干吗非得这么辛辛苦苦地工作？”蚱蜢说，“过来跟我聊聊天吧。”“我在忙着储备过冬的粮食，”蚂蚁回答，“你也最好开始准备。”“冬天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吃的。”蚱蜢不屑一顾。蚂蚁继续着它的搬运。冬天来了，蚱蜢看着蚂蚁分食着夏天存起的稻谷，而它自己却因为没有食物，饿得要死，此刻，它才恍然大悟……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伦理寓言的作者伊索，正好来自古希腊的色雷斯邦。寓言用在当下再恰当不过，希腊这只蚱蜢，要毫无准备地面对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冬季。而德国蚂蚁和其他的欧洲各国十分不情愿地用“来之不易的纳税人的钱”对希腊进行紧急的财政救援，态度十分勉强。
15年前，我从伦敦来到希腊。那次旅行完全是心血来潮，没有什么计划可言。在我看来，这儿是我的祖先们曾居住的古老的地界。在秋日晴朗的午后，我激动地坐在雅典卫城凌乱的废墟中，那些古老的石柱，在短暂经历了一段鼎盛时期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就在我还沉浸于幻想中时，雅典，还有整个希腊，都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当我乘着渡轮游览于传奇的岛屿之间，尽情享受着美景、便宜的水果蔬菜和奶酪红酒的同时，它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与英国相比，希腊的市民社会有着更为自由的氛围，也颇为叛逆。这些都让人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在大不列颠，自由永远是和足够的财富或是与对某种不可容忍的“体制”的抵制态度联系在一起。在希腊，只要你肯花时间去向警察解释你犯的某个小错误，执法人员通常会对你给予同情，网开一面。而在英国，法律就是法律，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意味着不许停车的地方你休想停车，一分钟去给孩子买个牛奶或者给祖父母买份甜点这种理由，都不是个理由。其实我非常喜欢希腊社会制度中的人情味，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总会有某个地方的某个朋友可以帮你一把。全社会都是如此。英国则不同，一切事情循规蹈矩，除非规则由你制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英国的精英阶层可以恣意妄为地掠夺，可他们一回到国内，事情就复杂了起来，因为只有规则说了算。
希腊目前的精英阶层，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推翻军政府后逐渐强大起来的。要不是很偶然的机会，让他们从欧洲邻国拿到“白给”的资金，他们可能还得从自己的国民身上捞钱。
我刚来的时候，希腊正准备统一使用欧元作为货币。欧盟提供了上万亿的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和支持基础建设的方案，希腊人正准备又一次寻找金羊毛的旅程，这次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奥德赛，他们连家门都不用出。
就这样，涌进希腊的资金被分配给无名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经过立法和税务机关私底下的批准，将钱用于毫无目的的工程。这在希腊简直是公开的秘密。那个时候，我十分困惑的是，我的希腊同胞们在欧盟成员国里应该是工资最低的，可他们怎么能够突然买起了新车新房，还能送他们的孩子去国外念书，包括去我的老家英国念书，特别是伦敦这种十分昂贵的地方。
我之所以会有这种困惑，是因为我没有深入去了解希腊新一批靠着丰富的资金流富起来的人。从前南斯拉夫涌入了大量的工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阿尔巴尼亚，他们的到来也让希腊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像世界末日般地疯狂消费，而廉价的劳动力让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清洁工、保姆或是帮工。由于这些低收入工人不在征税范围之内，所以很大一部分涌进希腊的资金很快在非法经济中变成了黑钱。
对于很多人来说，办公室和咖啡馆没什么区别，他们喝着贵到4.5欧元一杯的咖啡，懒散地商量着不靠谱的生意。对于希腊人来说，找别人替自己工作才是更轻松的生活。这期间，被他们浪费或不知所用的资金足有上万亿欧元。但这就是希腊人的方式，先顾自己，然后是家人、亲戚、朋友，以此类推。
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当地政府数额非常巨大的贷款，用于建设公路、学校等基础设施。但在我看来，这样无非是使得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剥削更加容易罢了。当基金组织的官员去视察基础建设进度的时候，他惊愕地发现，很大一部分的资金都被用来改建祖先的墓地了。但话又说回来，这就是马达加斯加人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墓地才是最重要的。
希腊的故事其实十分的相似，欧洲的其他地方认为希腊人就是欧洲人，但其实“欧洲人”这个说法来自于古老的克里特文明，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主流的词。即使现在希腊人被认为是欧洲人，但事实上和位于他们北部的欧洲邻居比起来，希腊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却十分不同。这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是不同罢了。就像古代的希腊众神，争强好辩，复仇心重，但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一部分。而希腊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时，他们所展现出的，也只是希腊人最本真的东西。
官员们把高职位的工作安排给了他们没有什么能力的太太或是表兄弟们，他们根本无法完成本职工作。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没关系的，错误总是被原谅的，不犯错才是不正常的。
官僚制度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的低效率，而且在于它阻碍了所有正常的程序。希腊的官僚制度在我看来似乎是有意为之，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无法正常运转，财政漏洞便有机可乘。在这种情形下，行贿成了正常，也成了想做成事情的唯一办法。学校教育体系开始名存实亡，如果学生们想通过考试，必须在放学之后参加由同样的老师举办的私人补习班。不管是驾照考试还是公共医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用到用信封装好的欧元。
我就奥运会场馆工程如何竞标的问题，问过一个从事建筑施工行业的朋友。他笑着解释，他所在的公司（一家外国公司），根本不用竞标，由于竞标的过程形同虚设，实则暗箱操作，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到有关系的公司拿到了建造权但又完不成工程的时候，再介入进去，收他们双倍的钱，用一半的时间完成工程。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起初签订的工程公司执行乏力，奥委会十分不满，官方只能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解决问题，幸好他们踩着点完成了任务。如今，奥林匹克的传统在这里，只剩下了废弃的场馆和荒芜的建筑，如同被惯坏的小孩手里的玩具。而“那一年”（指2004年）希腊是世界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它的足球队刚刚赢得欧锦赛，篮球队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的赛场上都所向无敌。我的困惑与日俱增。
所有东西都渐渐失去它原本的真实，就连食物也因批量生产而变得越来越味如嚼蜡。我刚到希腊时，自家制作的食品很常见，让我这个习惯了英国无味食物的人耳目一新。而现在，要在希腊找到自家制作的食物非常困难，反而是在英国，食物经历了从关注数量到关注质量的转变，变得越来越有滋有味。
给希腊公司工作，我的收入并不高，随着加入欧元区后通货膨胀的加剧，这点微薄的工资也只是勉强维持生活。通货膨胀后，商品价格涨了3倍，而如汽车、电话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等消费品的价格则有所下降。可是即使这样，我身边所有的人还是疯狂地购买着。我在英国的朋友却不是，他们很少有这种购物狂热的心理，买东西更加理性。而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已经到了无论是鞋子还是太阳镜，都要是设计师设计，而且最好是外国设计师设计的地步。
我不会离开希腊，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每年成百上千万的游客来到这儿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喜欢这儿的生活状态，我也一样。麻烦已经出现了，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久，生活都可能会很艰难。但我愿意积极地看待它：如果我们愿意，现在是时候丢掉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回归到对于我们真正重要的那些事情了，比如，珍惜我们的家园，珍惜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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